以矿找矿

    1976年，加拿大有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地质工作者，在野外赶路时来到一条新开的砂石公路上。

    走着走着，地质工作者把目光从远处的山林转移到脚下的路面上，看到几块闪闪发亮的碎石，一阵惊喜，停往脚步，弯下身躯，捡起细看，他突然惊叫起来：“呵！这里有不少含有铜、锌、钼的石头！这是矿化的石头！”好在旁边没有其他行人，不然，也许会被人误解为疯子。他马上意识到，从这几块非同寻常的石头，也许会找到一个矿体。当时，他竟忘记赶路，只是双眼盯着发亮的“矿石”沿途追索，慢慢地离开了公路，在山区的小道上行进，终于在新斯科舍普利第斯一带找到更多的同样的矿石，有些石块还相当大。最后，在一个采石坑中见到许多这些石头的单矿体，大小混杂，没有次序，石头的表面还见到纵横交错的钉头形刻痕。他凭着几年来的野外地质工作的经验，判断这些砾石应该属于“漂砾”。也就是说，几十万年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冰川，由于冰冻作用和冰的流动力量，将附近矿体的石头崩裂和撞击崩碎，随冰河的移动来到这里，冰融化了，砾石就停留下来，所以这些大大小小的砾石就好像远处漂来一样，称为“漂砾”了。

    斯图尔特在堆满漂砾的采石坑的凝望良久，他意识到，如果花些时间，沿着满山遍野的漂砾再跟踪追迹下去、肯定会在某处山上找到原生的矿石露头。可是时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好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物特色，找寻能帮助他再次回来的景物标志，做了简单的纪录，就离开了。

    斯图尔特发现“矿苗”的消息不径而走，很快传到加拿大壳牌公司，公司领导很想开发这个尚未着落的矿床。可是这一带，山高林密，坡陡谷深，地形条件极为恶劣，要用人的双腿去找矿，十分费劲，而且不一定有什么效果。于是公司领导决定采用航空磁性测量――用飞机作地磁方法勘探，果然获得可喜的结果，在地图上圈出矿区的大致范围。后来，又在圈定的地域内进行地球化学勘探，证明在花岗岩与石英岩的接触带上有锡矿异常。直到1982年，终于探明当地是一个储量达5600万吨的大型锡矿床，即称为肯普特锡矿床，为加拿大的资源宝库增添了一个新的财富。

在找矿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最后的成功往往需要不懈的努力。

    1959年有天，芬兰潜水员马蒂莱宁从深水湖的边岸上捡到一块岩石，放在手上掂掂重量，感到比重比较大，他想，也许这是一块颇有价值的矿石，于是就把它送到芬兰地质研究所，请求鉴定。研究所的地质学家埃尔瓦马认定这是一块含有黄铁矿的石头，但有什么价值，还要根据这块矿石追查一下来龙去脉，于是埃尔瓦马决定亲自前往调查，他来到标本产地盖密，纵横穿越了好几天，只发现一些含黄铁矿或磁铁矿的辉长岩类岩石，从经济意义考虑，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再进一步找寻，也无必要。

    地质学家的否定语言，无疑对马蒂莱宁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但马蒂莱宁并不甘心，要求埃尔瓦马再耐心看一看，埃尔瓦马见他态度恳切，深受感动，于是答应再沿湖岸走一趟，说来也巧，无意中在一条水渠的边缘上采到一块特别沉重的深灰色岩石，埃尔瓦马仔细地观察一番以后，认定这是一种超基性的岩石，随后又采了一些，带回研究所作进一步鉴定，不久，确认这些岩石内含有铬铁矿。如果含矿量到达可采标准，那将是一处十分有价值的矿床，因为铬是合成不锈钢的重要原料，很多国家都在孜孜以求，列为紧缺的矿种。

    这个信息传到芬兰政府的有关部门，极为重视，就在当年组织了一批有经验的地质勘探人员，包括地球物理探矿等，沿着深湖之滨展开野外调查研究工作。接着，又调来几台钻机，向地层深处打钻，到1960年5月，传来喜讯，有29个钻孔都见到铬铁矿。于是乘胜追击，继续扩大勘探地区，并着手部份开采。到1985年，终于探明矿区内的铬铁矿储量竟高达1.1亿吨，其中三分之一可以进行露天开采。这在世界铬铁矿矿山中，也是极难得的。

    如果说这些矿是偶然巧遇的话，但它们的“矿苗”暴露却与成矿的地质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由表及里，从现象看本质，正是地质找矿科学的重要依据。

就化石找矿的故事

    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带领一个小分队地质人员在安徽省淮河南岸八公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原先，他们被那里丰富多样的三叶虫化石吸引住了，几大以来，从这些化石的特点和类别上认识到这里的寒武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组，因而比较顺利地绘制了地质图。

    一天，他们走完了山地，来到平原上，感到有些疲劳，打算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暂时休息一下，山麓下有几株大树，树下有几块比较平整的岩石，周围绿草如茵，相当幽静，他们就各自找到位置，有的坐下，有的躺下。谢家荣也选了一处岩石，放下背包，也许是地质人员习惯性的动作，提起铁锤，顺手向旁边的石灰岩露头敲去，剥下一个小石片，随手掏出口袋里的放大镜，观察石片上刚打开的新鲜面，慢慢地顺着视线找寻着。

    “呵！ 呀！”他惊奇地喊叫起来。原先，他以为这些石灰岩地层也都属于早期古生代的，没有什么再研究的必要了。而眼前，在他手上的那块标本，却突然出现一个石炭纪的“标准化石”，属晚期古生代的，怎么不惊骇这个偶然的发现呢！

    而这个发现，并不在于化石本身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只是在这大片的冲积平原底下将有可能埋藏着丰富的、诸如相邻的苏鲁豫地区内常见的二叠纪煤层，并为今后在这里寻找煤炭资源提供了更有把握的线索。这个意外的收获，怎不使人喜出望外而惊叫起来呢？

    接着，小分队的队员们也忘掉休息，围绕在这片不大的石灰岩露头上敲打起来，终于找到了更多的 类化石。这时，骤起的兴奋把疲劳也驱散了，大家立即又投入到一场新的紧张的战斗。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的工作，终于在谢家荣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向北延伸的大平原底下，非常有可能掩埋着巨大的煤田，应该建议有关部门进行钻探。

    后来，调运来钻机，果然在平原底下钻到了煤层，经过进一步勘探，认为这里的煤层具有开采价值。随后，建立起淮南煤矿。1950年以后，在此基础上，在淮河两岸开展大规模的勘探，摸清了地下煤层的分布规律、范围和储量，并建立了许多新的矿井，如今已成为闻名全国的两淮（淮南和淮北）煤田。当人们走到哪里，无不怀念谢家荣的贡献，无不肯定一块小小化石竟为国家立下如此伟大的功劳！

    在70年代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地质工一作者深入到藏北无人区腹地，在昆仑山脉东部、西部和可可西里山麓，先后找到了二叠纪时期的 类化石，陆上的单网羊齿与蕉叶羊齿植物群，从而证实了这里的晚期古生代地层与华南广大地区，包括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至四川等省的同期地层同属于一个类型，均是含煤沉积。因此，今后在藏北地区寻找煤炭资源是很有希望的。

    人们所熟悉的石油，其埋藏的地方，也都和一定的地层层位有关，例如大庆油田，形成于白垩纪；胜利、大港、下辽河油田，形成于第三纪早期；其他油田，也都有自己的成油时期。要寻找石油，必须先找出这些含油的地层，而确定地层的时代，必须从研究和找寻化石开始。比如上述各第三纪早期含油地层中，产有丰富的介形类、轮藻、小型螺类等多门类化石。

    以渤海湾各油田为例，最先在胜利油田就以化石找油获得成功后，然后扩大到大港、下辽河。如今，整个渤海地区的油田，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化石的功劳可不小！

间接找矿的故事

    前面提到异常的地球化学环境会使人体或牲畜也反映出不正常的病态。地质学家则利用这些“病态”进行找矿呢！

    李耀西，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谈起50年代时，在秦岭山区工作，遇到过好几个“麻风病村”，村民们的主要症状是头发和眉毛脱落，有的脸上还有红斑，甚至糜烂。

    人们常说，患了麻风病，等于宣判“无期徒刑”，因为这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什么人见到都怕，对患者必须进行严格的隔离。为此，当地政府对这些“麻风病村”施行若干的特殊政策，比如可以免交公粮，也不征购禽蛋、家畜；非特别重大的事情，外界人一般也不进村，村里人也不允许随便出来，于是形成几个半封闭情况的社会群体，真有点像“世外桃源”。

    后来，政府派了一支麻风病普查队到这几个村上进行深入的检查。检查中出现了奇事，除少数几个曾经遣送到县麻风病医院里进行“治疗”时偷跑回家有轻微的麻风病症状外，其他的病人，无一是真正的麻风病患者。

    情况汇报到县卫生机构以后，领导也感到犯难，正在此时，遇到地质队，就请教他们，地质队员说：“恐怕是放射性污染人体而得的病！”随后，地质队员带着检查放射性的仪器到这些村落的附近，进行放射性矿物普查，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村落附近的溪水中就含有严重超标准剂量的放射性物质，村民们长期饮用这些水，经受内外辐射的作用，哪能没反应？此时，地质队员的兴趣却转移到寻找放射性矿床上去了。最后，终于在这些村落的上方山石间，找到原生的铀矿，山水流过铀矿区，村民们喝了这些水，以致酿成“麻风病”的祸害。

    这样，“麻风病村”就成为找寻铀矿的主要标志，终于在秦岭山区找到储量丰富的铀矿，为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

    对“麻风病村”来说，由于病因查清楚后，根据地质队提供的安全地区，进行必要的移居工作，人们的健康也就有了保障。

    受此启迪，人们才意识到那些出现怪病的地方，也许是某种重要矿产资源的埋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