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宪民(1900.2.2-1969.2.18)矿床学家、勘查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矿物原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学报》主编。毕生从事矿床地质研究,特别是有色金属矿床,长于矿物微化分析鉴定。他是我国同生成矿说的最早倡导者,提出沿一定层位找矿的观点。发表论著数十篇,主要有《锡矿矿床之地质研究》、《个旧地质述略》、《从地质情况看金属矿床生成的规律》、《云南矿产种类述略》、《微量化学的矿物鉴定法》、《对有色金属矿床生成规律的体会》、《中国铜矿的分布情况及勘探方向》、《矿床成因与找矿》、《矿床分类与成矿作用》等。
孟宪民,字应鳌,
孟宪民应李四光之聘,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赴广西中部开展地质调查,继赴湖北南漳、当阳、远安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1929-1933年,赴浙江绍兴、诸暨、萧山、嵊县、青田、昌化,安徽芜湖、繁昌、铜陵、宣城及湖南临武、常宁等地开展地质矿产调查,撰写发表了6篇研究报告。1934年,孟宪民应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之请求,调查云南个旧锡矿,并参加了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勘察工作,至1936年春结束在云南的工作回所。
37年抗战爆发后,孟宪民赴个旧锡矿任锡矿勘探队队长,后改任工程处主任。1942年再赴云南,负责东川铜矿的详勘。46-52年,孟宪民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1952调任该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56年任地质部矿物原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59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
香花岭锡矿之研究和香花石的发现
上世纪30年代初,孟宪民与张更在浙江、安徽、湖南等省从事金属矿床研究,合作名发表了5篇研究报告:《浙江昌化闪锰矿》(1933)、《浙江青田石坪川辉铝矿石英脉》(1939)、《安徽铜陵铜官山铜铁矿床》(1933)、《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矿物的沉积顺序》(1935)、《湖南临武香花岭锡矿地质》(1935年)。
54年,孟宪民将香花岭锡矿地质与美国新墨西哥州含铍矽卡岩对比,指出在香花岭有可能发现条纹岩型铍矿。在他指导下,地质部地矿司开展了香花岭矿物岩石学工作。1955-1956年,该司青年黄蕴慧、杜绍华等去香花岭野外考察。1957年孟宪民又率黄、杜等再次考察香花岭,发现新矿物—香花石,于1958年发表。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发现的第一个新矿物。

个旧锡矿的勘查与开采
个旧锡矿在上世纪30年代初,它以年产锡7000吨而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有色金属企业。丁文江1914年考察云南地质时,在个旧矿区调查了将近两个月。1934年丁文江特派孟宪民与陈恺赴滇。丁文江把自己早年在个旧及云南其他地区工作时的原始笔记、野外草图等资料无保留地交给孟、陈二人。孟、陈到云南后,会同云南大学矿冶系地质学教师何塘到个旧整整作了半年野外调查。他们在1936年《地质论评》第3期《
其成矿条件是:一是大地构造位置利于岩浆分异;二是气成矿物有好的储集场所;三是具体的容矿构造,即背斜、穹窿,使有用矿物富集成有经济价值的矿脉。个旧灰岩厚达
1938年,孟宪民担任个旧锡矿勘探队队长及云南锡矿工程处主任,填制了1/5000的个旧矿区地质图及1/10000地形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竖井开拓提升运矿等机械化及半机械化新方法。在老厂背阴山冲地面毫无矿化之处开凿一对竖井,连通后向湾子街潜力最大的矿化区掘进,终于在
对东川铜矿的贡献
1942年,孟宪民领导云南东川地质调查组对东川铜矿做了系统的区域地质和矿产普查工作。自行测量三角网和1/50000地形图地质填图,对含铜的前寒武纪浅变质岩系(昆阳群)首次作了划分对比,将其分为7个单元,自下而上是绿墩板岩、姑庄板岩、因民紫色层、落雪灰岩、桃园板岩、黑山板岩和大风口页岩。认为昆阳群早于南方震旦系,并弄清了铜矿在落雪、因民和汤丹都是成层状沿因民紫色层与落雪灰岩之间的过渡带产出[按,此指狭义的东川式铜矿-马尾丝铜矿,目前还是正确的结论。不过后来发现的与基性火山岩有关的稀矿山式铁铜矿和播卡金矿,则不是同生沉积的]。他与张席禔、许杰、邓玉书、舒全安等完成了全区几千平方公里的1/250000地质图和落雪、因民、汤丹矿区1/5000至1/10000地形地质图及中英文对照说明书。该项成果按层状矿正确估算有100万吨铜的远景储量,提交了《云南东北部东川地区地质》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孟宪民于1952年春,与李华、王逸群等再赴东川铜矿勘查,从而揭开了1953-1955年东川矿区大规模勘探的序幕。1963年秋,孟宪民第三次到东川铜矿,除进一步研究铜矿外,还探讨了该区岩浆岩中有无铌、钽矿化之可能性的问题。
孟宪民经多次反复对东川铜矿的考察研究,终于解决了东川铜矿之成因与找矿预测问题。前人对于东川铜矿成因大都认为是岩浆热液型。孟宪民认识到东川铜矿属层状和似层状铜矿,怀疑热液成矿论,1962年提出东川铜矿属沉积成因的见解。并从地层、岩性、岩相古地理、矿体形态、产状、矿石结构构造、藻类化石(叠层石)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在地球化学方面,从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和同位素资料等进行综合研究,否定了铜矿床与二叠纪辉长岩和前震旦纪辉长辉绿岩之间的矿源关系,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关于东川铜矿床属岩浆期后热液成因的争论。按同生沉积的层控矿床的观点进行预测。当孟宪民发现脉状矿体是沿一定层位分布时,就沿层位布置钻孔,追索主要层状矿体,果然达到预期的目的。
倡导矿物微化学分析鉴定法
孟宪民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的
倡导同生论与层控矿床学说
孟宪民是后生岩浆热液成矿学派鼻祖W.林格仑的门人,他在早期工作中,也遵循N.L.鲍文(Bowen)的玄武岩浆分异成岩说与林格仑的岩浆热液成矿说之经典理论。在长期实践与探索中,他发现这些学说不能很好地解释许多地质现象,逐渐把立足点转到同生沉积—火山成矿论上来。在找矿思想上,他摒弃了“沿小侵入体找矿”,而主张“沿层找矿”。在他建议下,于1959年在贵州召开了全国铅锌矿会议,在1963年举行长江中下游铁铜矿床成因与找矿方向现场会议。有各个矿床学派参加,并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孟宪民在这些会议上积极倡导了同生论与层控矿床学说。
在《矿床成因与找矿》中,他以某些矿床为例,指出所谓同生矿床,就是成矿与成岩是同时的,成矿的物质不是成岩后由很远的地方移来的(并非是后生的),过去认为侵入的花岗岩总是作为矿石的重要来源,而火山作用则不重要,以致不值一谈的看法是不对的。火山作用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作用,而侵入活动则仅是次要的,实际上是一个破坏的过程。金属的富集要归功于风化和沉积的过程。《矿床分类与找矿方向》中,按五大岩石组合(即大洋中组合、大陆组合、陆缘组合、岛弧组合、原生山脉组合)与五个主要地质时代(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近代)交叉分出若干矿床类型,并在找矿实践中具体运用。
孟宪民追索到后生成矿学派关于岩浆侵入、热液交代的一些根本问题,认为花岗岩并非都是“上小下大”和一味向下延伸,而是“有顶有底”;并认为部分花岗岩是火山成因的。他还热烈支持花岗岩化理论。他倡议并组织了1965年在安徽黄山召开的花岗岩讨论会,发表有《关于花岗岩的安放问题》等。
金属矿产储量的统计研究
1965年,孟宪民领导和组织了长江中下游铜铁矿的找矿研究,与周圣生、郑直、吴功建、黎诺、孙忠和共同撰写了《某些金属矿的找矿方向和方法的初步经验》一文,于1966年正式发表。根据层状矿体、附近有“侵入体”的层状矿体、围绕小侵入体发育的矿体、脉状矿体和在火山岩、“侵入岩”内的若干似层状矿体中,铁、铜、铅、锌、汞、锑、锡7种主要金属之各类矿占总储量的百分比统计分析,认为主要应找层状矿,在某一地区应沿某一已知含矿层位之地层找矿为主,并注意要在不整合面之上,在含矿构造层上部及岩性变异等部位去找矿,对实践很有指导意义。
孟宪民作风严谨,与下属人员同甘共苦,不畏难,不避险,深入普查勘探第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倡导同生成矿说不仅废寝忘食,且生病住院亦念念不忘。文革期间,他虽遭迫害,仍亲自刻蜡纸,油印同生成矿论材料,充分表现出他热爱事业,执著追求真理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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