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同船过渡，五百年修。我来武钢矿山工作都三十八年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缘分。眼看退休日子快到，我开始清理自己的办公室，翻了翻多年的工作日记，许多往事浮现眼前。 

    麻雀跳进糠里头

    1967年初，我和几个同学组成“长征小分队”，从黄州乘船过江，徒步去井冈山串连。当我走下鄂城与黄石交界的分水岭，进入铁山矿区后，立刻被机械化电气化开采的火热场面所吸引，钻机轰鸣不停，凿岩穿孔；电铲挥舞巨臂，剥岩出矿；电机车牵引着一列列长龙，风驰电掣……工人师傅的蓝色工作服上“武汉钢铁公司”几个黄字，十分显眼。已无望上大学的我，不免有点心动：要是能在这里当个工人，也比回家种田强。 

    无巧不成书。我回鄂城老家务农两年，前几次招工都没有份，偏偏后来武钢招工却轮上我。体检时，也许是心情过于激动，血压越测越高，好在医生放了一马才过关。 

    1971年1月，我扛着行李来铁山A矿（单位名隐去，下同）上班，原以为会在地面工作，结果分到井下当工人，同风钻、岩石、钎头、钎杆打交道，工作条件苦脏累险，工友们戏称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不少人叹息：原指望“鲤鱼跳龙门”，没有想到是“麻雀跳进糠里头——一场欢喜一场空。”

    “上次把老子分到硫磺矿，进坑道干活受不了，刚刚跑回家几个月，想不到这次分工还是下井”，几个复员军人私下嘀咕，“真他妈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开始上班时，罐笼在漆黑的井筒中飞快地下坠，人仿佛掉进万丈深渊，心里紧张得嘣嘣直跳；走进巷道，眼睛老盯住巷道顶板不放，生怕头上石块落下来；井下作业时，震耳欲聋的风钻声、炮声连绵不断，劈头盖脑的岩浆和泥水湿透了衣衫，污浊的空气、剌眼难闻的炮烟阵阵袭来，搞得人成天头昏脑胀，双耳嗡嗡直响。有人实在熬不住了，打起退堂鼓。有一次，下井罐笼未到码头门，有人顺着罐笼门边的链条往下溜，幸亏被人及时抓住。他躺在地上，口里直冒白沫，车间和工段干部惊吓得手忙脚乱。过几天，这位老兄被调离井下，改换成地面技术工种，有人不三不四地说，“这下好了，跳罐笼门变成跳龙门。”

    我所在工段是个新成立的单位，一百多名职工几乎全是刚进厂的新工人，几个老师傅文化水平低，会干不会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这个高中毕业生竟然当了副段长，成为“以工代干”的“黑干部”。后来工段组织劳动竞赛，生产创造了新纪录，要在全国现场会上介绍“抓革命促生产”经验，我写了一篇发言材料交上去。没想到这篇稿子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几个月后调到政治处秘书科。在A矿人的心目中，秘书科是出领导干部的地方。工友们为我高兴，说我家祖坟供的高，才会时来运转，出人头地。

    那年头，“笔杆子”比较吃香。人们常说，干得好不如写得好。评红旗单位，树劳模标兵，提拔干部，都得有过硬的文字材料，常有“笔杆子”吹牛皮：某某领导、某某劳模是我写出来的。报刊经常登载大庆和大寨的文章，看起来写得俏皮，提法、观点不断翻新，其实并没有多少新东西，写来写去，无非是萝卜三碗，三碗萝卜。 

    当秘书说起来风光，令人羡慕，实际是个劳神费心的苦差事，很多笔头硬的人不愿意干。成天没完没了地爬格子，摆拼枯燥无味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编写各式各样的公文和材料，有人说这是玩七巧板，确实有点像。

    上世纪70年代初，人们成天喊“结束钢铁工业十年徘徊”、“大打矿山之仗”，当时的A矿如日中天，年产原矿曾超过500万吨，加上又有矿山铜、黄金、白银和钴硫精矿等副产品，效益格外好。记得那时武钢青山厂遇上发工资缺钱，就来A矿提款应急。这样，A矿名气大，年年出经验，处处要发言，几个秘书钻进材料堆里出不来，真算是倒了邪霉。整天要不停地抓脑壳，琢磨上头提法，揣摩领导意图，收集数据事例，挖空心思凑合成文字材料。时间稍缓，就精雕细刻，力保出彩；时间紧急，只能“低标准，瓜菜代”。记得有次，我一天写了三份典型材料，幸亏平时多了个心眼，手头积累了不少素材。不知内情的人，老夸奖我本事大脑瓜灵，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其实是笨鸟先飞，快中有慢。

    秘书科有两个身手不凡的“老秀才”，出口成章，笔走龙蛇，且为人随和，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年末，一些中央部、省、市会议的材料要的急，我同“老秀才”一起挑灯夜战。冬天气温低，就把办公室的煤炉烧的通红，泡好提神的浓茶，开始讨论材料提纲，先将大标题、小标题定下来，再把各部份的观点、作法和典型事例搭配好，然后三人分头起草，最后由一人执笔润色。这时，“老秀才”带来的夜宵也熟了，烤得黄亮亮的肉包子，煮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吃起来津津有味，算是为我这个单身打牙祭了。等到从头到尾将初稿念一遍，《东方红》的乐曲就已经响起。机关员工上班后，我将稿子交给打字员，才回宿舍睡觉。

      当家三年狗也嫌

    参加工作后，看见那些当官的，或者说单位的当家人，整天指手画脚，煞是威风，口里不说，心中还是有点羡慕，盼着哪天让我也试试当官的味儿。 

    三年后，我从井下风钻工、班长干到副段长，接着又进机关当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算是一路顺风。 

    1983年，刮起一股干部年轻化的风。公司总经理带人来A矿考核领导班子，我负责通知一百多名科级干部谈话，一直忙了六七天。最后一天宣布调整方案，开大会前通知我去见总经理，有人漏口风说我这是要进班子了。这事来的太突然了，我惊讶得手足无措，竟把茶杯里的水荡泼到桌面上。

    压根儿没有想到，一顶乌纱帽真的落在头上，我进了A矿领导班子，分管生活福利，成了一万职工、三万家属的“管家婆”。大凡科班出身的人，对此并不乐意，好在我只是个高中生。老师傅们说，这可是最容易搞臭的角色，几任后勤矿长都没好下场，反正是 “吃喝拉撒睡，累死累活都有罪”。 

    上任时，踌躇满志，真想干出点名堂，变变面貌。那年头，生产任务是头头的事，工资是铁打的，谁都不能动，职工最关心的是“两堂”、“两子”，即食堂、澡堂、房子、煤气坛子等，这些都是不要钱的福利，体现全民企业的“优越性”，用这种富办法过穷日子，是“小麻雀吃黄豆——嘴巴与屁眼没商量”。 

    为了尽早进入角色，我只能以勤补拙，早上查食堂，晚上查澡堂，白天满山转，煤气站供应紧张，陪站长、采购员到外省跑市场……生怕工作出毛病，群众意见大，职代会上没有好话讲，举手表决时过不了关。

    凭着一副新面孔，屁股干净，一张白纸，我不知天高地厚，露了几手。矿里几个澡堂，人称是当地的公共厕所，工农商学兵，谁都可以进，改革的呼声挺高。谁知一说要收费，却引来骂声一片，尤其是每天要在澡池泡几小时的老头子们，愤怒得像是谁挖了他家的祖坟。那时每年有上千的困难户，为盼新房望眼欲穿，有的人却神通广大，房子一换再换。为了平抑这种无休止的欲望，弄了个“累进计租办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无房户、困难户觉得不解恨，有头有脸的超标户在会上发难，指责“侵犯职工利益”，连当初提携我的大佬们也满脸不高兴，不到一年推倒重来……

    当家三年狗也嫌。一个单位像一个家庭，当家的最容易得罪人，鸡毛蒜皮，样样操心，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可是吃喝穿戴，各有所爱，赚的没有花的快，纵有天大本事，也难叫全家男女老少称心如意。我有位同事，当了几年家，硬是心疲力竭，干不下去。他风趣地说：“我是顶着石磨玩狮子，出了一身力，流了一身汗，落得不好看，还说你造蛋。”

    三年下来，经手分房数千套，发煤气罐几千个，唱赞歌的人当然有，不满意者也不少，矛盾、仇怨也越积越多。为了瓜分那块不大的蛋糕，人们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上班有人围，回家有人找，走路有人跟，一种身心疲惫的感觉与日俱增，当初的锋芒和锐气不翼而飞。说老实话，我真有点想打退堂鼓了。记得有次公司提拔一人任某矿主官，谁知这位老兄并不领情，随口冒出一段顺口溜：“年龄四十开外，身体不好不坏，不求升官发财，只图清闲自在”。气得首长拂袖而去。这人真是活得潇洒，内心性灵显露无余，没遮没挡。

      只有一根讨米棍 

    1985年末，武钢兼并了武汉市冶金局11家厂矿，调我去某铜铁矿任党委书记，当时长期分居的家刚刚团聚两个月。家里人生气了，送给我一个“搬家迷”雅号，无非是埋怨我想升官，拖累全家四处奔波。说来也是，好端端的家庭生活秩序，一次次被打乱，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劳神费力又破财，你说烦不烦，难怪有些人提起搬家就后怕。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每次调动轮不上你讲价钱，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一个地方呆久了，恩恩怨怨的事多，在矛盾漩涡里越陷越深，换个环境也算是一种解脱。说真话，我这是喇叭不响掉头吹，自己安慰自己。

    俗话说条条蛇咬人，到新单位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往往是“这山望见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这个单位建于激情燃烧的年代，原名“金湖钢铁厂”，因盲目投资很快下马，只留下千余人的铜铁矿，是武汉市在鄂东南的一块“飞地”。

    “我没有什么可交的，只有一根讨米棍，每月向政府叫苦、到银行求情，靠贷款发工资”，老书记一边捋着满头白发，一边笑眯眯地说，“这下你来了，我总算可以丢掉讨米棍，回省城养老了。”

    他沉默一会儿又说：“莫看现在穷，当初可是地级建制，有近万人”。似乎是又有点依依不舍。他的话像一瓢冷水，让人从头凉到脚。 

    我到采矿、选矿、汽运车间转了转，全处于半停产状态，周边农民在采场开挖了五个小矿井，矿里无可奈何，是人还没死就伸直脚等着。资金奇缺，生产现场的电灯泡坏了，竟要用食堂卖饭菜票的钱去采购……我这个从财大气粗的中央企业来的人，实在是难以置信。

    生产经营虽然不景气，口水仗却打得十分热火。有“上马论”和“下马论”，争论持续多年，无人拍板，难分阴阳。还有轰动全国的“告状派”和“反告状派”之争，起因是矿里弄到几十个招工指标，把一些干部和骨干的家属招收进矿。这些农村妇女，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夜之间变成了全民工，吃上了商品粮，不知是哪代祖人修的福。谁知工人们不服气，也不相信“分批解决”的许愿，天天找领导评理，四处上访告状，还在《中国青年报》上曝了光，矛盾愈加激化，闹的不可开交。最后没办法，上级提出来“退半步”的纠错方案，把“全民职工”改成“集体工”。“告状派”不依不饶，批评领导搞折衷，要求一退到底。“反告状派”认为，领导办事不合国家的劳动政策，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总公司原以为接收该矿是拣了个“金娃娃”，经过对矿石资源、水文地质和周边环境的分析，发现投资价值不大，决定移交给地方政府开采。签订协议的那天，不知谁走漏了消息，几百名户口在武汉的工人，乘车赶到当地市政府宾馆上访，直到领导答复按户口划线安置工作后，才纷纷离开。

    “以户口划线”的政策，如同一把盐撒进了烧热的油锅，全矿又炸开了。那些没有武汉户口的职工，听说要留在地方企业，跳起脚来骂娘，大叫“老子上当了”。原来，武汉市长曾批示同意该矿职工家属户口迁武汉。办理户口迁移申报手续时，每人要收几元钱做“活动经费”。有的人觉得划不来，不愿意办，说是要个武汉户口也没用。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矿山要移交给地方，一张盖红印的纸决定了人的去留，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这样的思想工作真是难做，就算你长一千张嘴巴，也难打通人们的思想疙瘩。将心比心，看到别人全家喜洋洋地搬回省城，那些没有武汉户口的人心里该有多疼。最后矿长们搬家去武汉时，还有人拦住汽车不让走，费了很大劲才放行。

    几百户人家一下子涌进武汉，要马上安排工作单位、住房宿舍，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好在有公司作后盾，当领导的多跑几回，多陪点笑脸，多讲些好话，前后花了六个月才尘埃落定。矿里其他领导也都如愿以偿，安排到武汉上班。

    说句开玩笑的话：解放了别人，也该解放自己了。筋疲力尽的我向领导打听，能不能同班子成员一道去武汉？答复是：“你怎么不早讲？公司已经决定了，你还是在矿山干吧，那里非常需要你。”看来我只有矿山的命，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还是难逃佛爷巴掌心。 

    事后才知道，别人提前活动四处钻路子，惟有我不开窍，等着天上掉馅饼。我天生不会钻路子求人，对这事并不后悔，只是心里隐隐不安，有些迷惑不解。说起“老实人”，表面上好听，实际上是没本事的代名词，或是被人称为“苕（红薯）”，即“傻瓜”。多少年来，一直宣传“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也成为一些民众的人生信条，然而现实生活中常常是老实人吃亏。社会上那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导向，只会使老实人越来越少，后果十分可怕。

出了事得有人垫被子

    1991年初，我去武汉市郊E矿担任党委书记，适逢电力紧缺。供电局要总公司让电，总公司冶炼任务重，实在是停不下来。由于担心出灾难性事故，变电所不敢强行拉闸。惹不起的“电老虎”遇到中央企业“钢老大”，气急之下拿出了绝招，专拉E矿的电，恶狠狠地往死里拉，矿区生产生活全部瘫痪，只能到露天水沟提水吃。工人成群结队，到变电所求情送礼，也无济于事。

    “电老虎”一步不让，“钢老大”也死不低头。本性刚烈的矿工怒不可遏，冲进变电所拉断电话线，拿回了礼品……没想到供电局一状告到国家能源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多次打电话，要武钢处理此事，总公司生产副经理几次来E矿，催我们马上处理当事人。处理这些无辜的工人确实不忍心，我和矿长只好承担责任请求处分，捞了个“行政警告”。听说地方公安局要拘留领头闹事的人，几个当事者赶紧跑到外地躲避起来，好在人家也没动真格抓人。直到总公司和公安局的处理文件呈报上去，这事才算烟消云散。上头带来口信：这事到此为止，不影响你评“优秀”，加工资。

    后来，又遇到一件头疼的事。地方官员完不成资源费创收指标，要提高矿石价格和基数，E矿难以接受。地方官员斗狠，使出杀手锏，到银行强行封账划款。当时银行现金账上只有几十万工资款，准备发给矿工过年。不知哪个好事者漏了风，矿工们将银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相互推搡中有名官员头上肿起了个大包。

    “老子几十年都没有挨过打！”官员一边摸着肿包，一边恨恨地说，“今天算你们有狠，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过了几个星期，大家把这事忘在一边。 

    一天傍晚，夜幕刚刚降临，一台吉普车悄然开进家属区。等到各家各户吃晚饭时，车上下来几个彪形大汉冲进一户住宅，架起一名五大三粗的矿工往车上拖，矿工口里塞着毛巾，手脚拼命挣扎。“不得了哇！光头被人抓走了！”老婆孩子惊吓得又哭又叫。四邻矿工闻讯放下碗筷赶拢来，屁股冒烟的吉普车己加大油门，把追赶的人群甩开老远，一会儿便不见踪影。事后才知道，性格豪爽的“光头”块头大，嗓门儿高，长相特殊，被有的官员记住了，提前几天就有人在他家四周踩点。

    关在拘留所里，无奈的“光头”变成一只温顺的羊，日夜接受走马灯式的审讯。 

    “是不是有干部在背后指使？” 官员一次又一次追问，“说出来马上放你回家过年。” 

    “没有人指使，我就是没有听领导的话，才做了错事。”“光头” 把所有事情一个人揽下来，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面孔。 

    “光头”为他人垫被子，当替罪羊，吃够苦头，从拘留所回来时，几百矿工自发列队夹道欢迎，矿里给他晋升一级工资。受宠若惊的“光头”，感恩不尽，激动得像小伢一样哇哇大哭起来。

    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替罪羊”，原本是国外进口的泊来品。古代犹太教一到赎罪日，就用羊做祭品，由它替人受罪。“替罪羊”与国人说的“替死鬼”同义，比喻代人受过的人。现实生活中，出了事得有人垫被子，代人受过的事屡见不鲜。代人受过又分多种情形，有心甘情愿者，有被逼无奈者，也有阴差阳错者，不一而足。

 

      我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995年夏季的一天，公司突然通知我赶到B矿，原以为是开什么紧急会议，连毛巾、裤衩也没带，谁知车在B矿刚停下，就告诉我留下任党委书记，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头脑一时有些发懵。

    矿前任班子在市中心购了几百套住房，用自定优惠价卖给职工，说是为群众办好事。矿工几代人守山吃，伴山眠，搬迁到环境优越市区，已成为多年的梦想。谁知不会办事，矿里有违规违纪操作之嫌，加上有人告状，惹恼了总公司。一纸文件下来，多人受处分，有几个处级干部还被撤职免职，B矿成为全公司民主集中制教育的活典型。

    随后，总公司发了话，几十名中层干部要调整，不够买新房条件的住户要搬出去，几千户少收的房款要交上来。告状的职工也趁热打铁，要求清退用假“农村户口”换工顶职的新工人，撵出那些过去哄抢住房的困难户，这些事都被当时领导默认过。 

    前任当了好人，后任却要当恶人。我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没有那样高的觉悟和风格，不是总公司催命似的追查，傻瓜才会去捅这个马蜂窝。这伤筋动骨的事情真难做，明知法不责众，众怒难犯，可你想躲也躲不脱。

    纠正用假户口换工时，那些当事人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围得你彻夜难眠，骂得人唾沫满面，一个个成了阎王老子也不怕的“拼命三郎”。还有人抢先办了换工手续，前脚回农村让子女进城顶职，后脚又拖家带口跑到矿里抢房子，动员工作一直做不下来。 

    “为什么过去别人抢房不退，偏偏要我们退？”抢房的人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做了初一，我们就要做初二。” 

    此风不刹，局面将失去控制，只有一条独路可走，强制这些人搬出来。这些抢房户颇有经验，竭力把事闹大，背着瘫痪的女人租车上访告状，让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躺在地上耍赖，有人甚至拿起麻绳要上吊，办事谨慎的后勤矿长担心出人命，迟迟不敢动手。

    我心里乱极了，这点事都弄不下来，自己在B矿将无立锥之地，只得心一横咬牙发话：“一定要搬出来，出了事我负责！”最后，好说歹说，连拉带劝，总算把人和家具送到一处简陋的空屋子，才松了一口气，吃了定心丸。事后，这些人跑到我家里扯皮，看见老俩口带个孙子住一室一厅，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多少也算是些通情达理的人。

    周边农村用电从来不花钱，据说多年前与B矿签有“协议”。有的工人批评是“卖矿条约”，显然这话说过了头，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新来的矿长偏不怕祸，硬要扭过来，这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几十个村民冲进矿大楼，口口声声要找矿长算账，一个个挽起袖子，口里骂骂叽叽，“揍那狗日的！”见他们来势汹汹，我只好主动挡驾，被对方逮着不放，保卫科的人赶来劝阻也不听。这伙人涌进办公室，把我团团围住，拉拉扯扯。眼看难以脱身，我摸了摸上衣口袋软软的，不知道钱包放在哪里了。我突然灵机一动，急中生智，大喊一声“钱包不见了！”人群猛地从我身边散开，保卫科的人乘机掩护我离开现场。事后有人说这样做不对头，但是却让人很快解了危，我看还是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选矿场排出的干尾矿，以前一直是用汽车运到附近几个石料厂，也是全免费，又是有“协议”。后来，B矿搞技术改造，采用电机车运输，石料厂都得搬迁。石料厂承包者带人来扯皮，打伤了工人，抢走食堂饭菜，选矿厂也被迫停产。这些人包围办公楼，往地上泼粪便，殴打机关人员，连手持防暴枪的武装警察也不怕。

    事件中，一些工人无法抑制心中火气，自发乘车到市政府请愿上访，市里一状告到总公司，我是“黄泥巴糊了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这种事太多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俗话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离开B矿后，有些事叫人伤心，也有事令人内疚。遇到心术不正的小人，不要斤斤计较，只有任他说个够罢了，反正天不会塌下来。对那些辛辛苦苦为自己擦屁股的人，倒要好好道个歉，多说几声“对不起”。

 

      绝无仅有的抗洪图

    我这人除了与矿山有缘分，与水好像也有不解之缘。一岁多的时候掉进水塘，险些见了阎王，听说是母亲用麦草筒吹气(换气)，让我起死回生。 

    上初中时，我还是只不会水的旱鸭子，有次不小心跌落河中，喝了半肚子水，鬼使神差地伸手乱抓，岸边一根倒下的高粱秆子救了我的命。 

    后来在黄州读高中，几个同学私下横渡长江，没想到我游到江中心时双腿抽筋，若不是遇上一条小木船，早就命归黄泉。 

    参加工作后，接二连三提职升级，树标兵当劳模，算是顺风顺水，没想到刚过耳顺之年，又碰上199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让我猝不及防，败走麦城。肆虐的洪水，淹没了B矿这座闻名全国的大型铁矿井，眼看自己身为一矿之长，罪责难逃，幸好遇到一群好心的兄弟，助我渡过这场劫难。

    一曲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为了谁》，常把我滚烫的心揪回那难忘的66个日日夜夜，还有那幅绝无仅有的“抗洪图”,更是气壮山河，摄人魂魄。 

    1998年7月下旬，老天好像被撕碎了，大雨倾盆而下，山洪像猛兽一样朝塌陷区扑来。小小防洪港连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都无法抵挡，洪水最凶猛时，竟高出堤岸和桥面两尺左右，运来成千上万的草袋子也无济于事，眼睁睁地看着洪水冲进塌陷区，几百米深的矿井连连告急，井下水位一个劲猛涨。

    当地防汛指挥部也来电话：上游白龙水库出现险情，威胁几个村子群众安全，要炸坝分洪。要求矿里顾全大局，做出牺牲。实际上事后经过计算，汇水量太大，无论是否分洪，矿井也保不住。

    早听说北方某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时淹死上百人，为了以防万一，开始组织井下工人撤退，只留下了各水平层泵房工人，坚持到水淹没膝盖，才向上水平层转移。 

    地面抢险队伍还在不停地打木桩，运砂袋，连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也成群结队冒雨赶来。我站在一处决口指挥抢险，几十人手挽手，肩并肩，排着一道道人墙与洪水搏斗，不时有人被洪水冲走几十米远，不时又有人挤进人墙队伍中来……站在一旁的小伙子，用照相机拍下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不久，这张“抗洪图”相继被地方和中央媒体登载，成为轰动一时的“抗洪名片”，感动了抗洪前线成千上万的人。

    苦苦煎熬两个多月后，终于战胜洪灾，矿井全面复产。等到要表彰先进、犒劳功臣时，大家拿着“抗洪图”仔细端详，惊奇地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秘密：这张相片上的20多人中，无一平时叫得响的先进模范人物，甚至有派出所挂号的小混混，有爱找干部扯皮的炮筒子……惟一的科级干部P，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按能力、水平，P算得上是佼佼者，只是运气不佳，一轮到提拔时就有毛病被揪住，比如爱玩、夫妻不和、单位出事故等等。平时我与他很少交流，抗洪时两人天天光着膀子，泥里水里滚在一起，接触才多了起来。那时，日夜守在现场不能回家，晚上有空在一起聊天。

    “过去觉得与你没什么话讲，没有想到这次淹井，心里反倒有了哥们的那种感觉。”P颇有感触地说。我也点头称是。 

    “看看那几个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的人，上哪里去了？”P愤愤不平，“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话问的太敏感，我不便回答，只有默不做声。 

    这之前的几天，一位餐馆女老板有事求我帮忙，劝我不要太认真，把事情做绝，断了自己的后路。临走时，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几个干部在餐馆喝酒时，商量如何告状，让你下台。” 

    其实不用她提醒，我已有耳闻。据说有人想趁“水”打劫，甚至于迫不及待，私下排起座次来。就在抗洪抢险现场，有下台干部当众叫嚷，“要是我当矿长，就不会淹井。”

    有的人，从未下过井，却批评别人不懂行，冒出屁话：“用块铁板盖住井口，不就淹不了吗？”还有人把连续24小时降雨量，故意分成两天汇报，激怒一位首长，他劈头盖脸地指责说：“100多毫升的降雨量就淹了井，你们怎么回事？回头再找你们算账。”

    我整天心急如焚，排洪复产的事忙不过来，哪有心思接招应战，同这些人打嘴巴官司？即便要杀要剐，秋后算账的时候再说也不迟。 

    矿井虽然淹了，地面生产设施还在。于是，矿里一边抓井下排洪，一边提出“井下损失地面补，采矿损失选矿补”，用外购矿组织生产。这时，又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都莫管，让他一个人去跳吧”。好在人的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不全听他人使唤，谁都明白：这不是矿长一个人的事，不抓排洪复产，不把工资拿回来，一万多职工家属吃什么？难道去喝西北风？

    每天一、二百台满载原矿的汽车，川流不息驶入选矿厂；成千上万枚雷管竞相齐发，一排排改炮声不绝于耳；一列列火车把铁精矿运往省城高炉，劫后矿山依然充满生机；从唐山租来的巨型水泵发挥威力，排洪复产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淹井灾害虽造成重大损失，但未发生一例死亡事故，未损毁一台主体设备，还超额完成当年铁精矿生产任务，矿工们创造了灾年不减产的奇迹。

    首长们来井下视察工作，看到火热劳动场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非但不提算账的事，还答应拨款200万元，修建多年议而不决的排洪港。 

    事故过后，虽然上级未追究我的责任，自己的愧疚之情仍然难以消除，这毕竟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啊！更叫人难忘的是朴实无华的矿工们，是他们关键时搭救了我，危难之中见真情。 

    在表彰嘉奖抗洪救灾勇士的大会上，我曾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矿工万岁！”这绝不是在做秀，完全是内心情感的喧泄，是内心深处一股源源不断、轰鸣不停的洪流。

    1998年的搞洪斗争，已载入中国历史，有人说它奏响了翻江倒海、惊天动地的乐章，也有人说它展现了众志成城、战天斗地的画卷。我觉得它更像一种高效洗涤剂，荡涤人们心灵中的污垢，也使各种模糊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

 

      人心不足蛇吞象

    90年代末，我调到一所高级技校当党委书记。这是一所颇具特色、却被“文凭热”冷落的国家重点学校。由于停止毕业生分配，一年社会招生人数比教职工人数还少。

    在企业领导人眼中，学校是得不偿失的包袱，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每逢“剥离辅助”、“减人增效”，学校首当其冲，定员编制和下拨费用大幅削减，学校员工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有官员叹息：这么好的学校办在矿山窝，生错了地方；归劳动部门管，又姓错了姓，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要是归我们教育部门管，用不了几年就能腾飞。 

    不用他说，多少年来学校就在做一个梦：“办高职”，“上大城市”。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于上青天。 

    前任校长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后分到某矿宣传部当干事，怀才不遇,空有满腹经纶，70年代末好不容易调来学校，几年后当上了校长。 

    此人风度儒雅，城府很深，一心想干大事，不甘于在小小技校施展拳脚。为了把学校做大，挂上一块金光耀眼的牌子，他没少费劲，从省重点、全国重点到高级技校，为挤进高校行列，办起电大分校，同高校联合办成教，成立某部培训中心……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拿不到教育部门的船票，挤不上高职院校的大船。

    最后实在是急眼了，你不批我批，他来个画饼充饥，自己取个高校的名字挂在高墙上，兴许能打动过路行人的眼球，只是上头没人认账，“瞎子点灯——白费蜡”。 

    他没有料到，大事没办成不说，还落得一身骚。一些人不停地告状，说他好大喜功、排除异己…… 

    这一招真灵。上级领导原本许诺让他再干三年，告状的人一多，上头的人也沉不住气，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宣布他退下来，让他颜面尽失，意懒心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人放起了马后炮。

    一位年轻的女校长接替了他，和我一起搭班子。没想到新校长并不在乎前任的教训，一上任就动起真格来，踏上申办高职学校的不归路，这可是一条没有鲜花相伴、只有重重荆棘的路啊！我年过半百，几经磨难，头角已圆，少了年青人的锐气，对新校长的雄心壮志虽然赞同，内心却存有几分疑虑。

    庙小神灵大，水浅王八多。虽说是为学校办大事，多数人纷纷叫好，但说三道四的也不少。 “哼，一所破技校还想办大学？” 

    有人在一旁冷笑说，“难道她比老校长本事还大？” 

    一个技校校长要进省政府的门，谈何容易，有时你跑得晕头转向，连个官员的影子也见不到，即便碰上一个官员，他哼哼哈哈打起官腔来，让你“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为打破僵局，只有请首长出面，这是最后一招。

    有次，我同校长到省城找一位常委，秘书客客气气地挡了驾，晚上又冒雨去寓所门前等候，谁知到半夜他仍未回家。折腾来，折腾去，好不容易找到另一位常委，答应叫秘书给教育部门打个电话。这样，慢慢跨进了大门，开始接上了头。

    后来，又通过熟人认识了厅长。这是一位“海归派”，十分熟悉国外职业教育，对学校介绍的情况很感兴趣，总算没白跑，遇到了知音。不过申办高职还得按规定一步步来，比如从职业中专、普通中专、省重点中专、国家重点中专，再到高职学院评审，还要隶属企业出面写报告，做出费用等方面的承诺。

    原以为政府部门这座山难逾越，谁知企业的事照样不好办。等到公司老总来学校现场办公,校长专门汇报了这事。 

    老总问：“你们办高职能不能为公司赚钱？” 

    “学校是非营利事业单位，不赚钱，”我脱口而出，“但是学校发展了，可以出人材，可以养人。” 

    “我们是企业不是政府，不赚钱的事，我投资干什么？”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同意学校升格。” 

    这无异于五雷轰顶，女校长几乎要掉泪，我真后悔不该多嘴，要是把申办的事搅黄了，这张老脸往哪搁？ 

    回过头来换位思考，作为企业负责人，老总的话非常对，盈利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即使我不说，谁也知道学校不可能为企业赚钱。 

    谁知校长是个撞倒南墙不回头的人，继续为申办的事东奔西走，四处求人。俗话说，好事多磨。吉人自有天相，也许是校长的倔强劲头感动了上帝，最后连老总身边的人也被说服了。一年多后，老总收回成命，一纸申办的公文终于放行。

    刚刚挂上高职院校的牌子，女校长又抛出重磅炸弹，要在省城建新校区，近千亩土地、二亿元投资谁给？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此时，我已不在位，员工们兴奋不已，同时又感到十分担心。不知是学校火气好，还是拜神拜到了点子上，不到一年这事居然又办成了，真让人难以置信。

    自然界的“蛇吞象”不可能发生，社会生活中却确实有此类奇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只有撞倒南墙不回头的人，才可能抓住机遇，找准突破口，办成意想不到的大事。
     

      无官一身轻

    2003年6月，我到了处级干部退岗的年限。年轻力壮时，看到 “退二线”的干部有失落感，动不动发牢骚，心里感到不理解。因而，常吹牛皮说：我要是退下来，决不会像他们这样窝囊。再说，把位子腾给年轻人，无官一身轻，成了自由人，上班不干活，工资照样多，何乐而不为？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位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轮到自己头上照样乱了方寸，心里也开始哆嗦起来。为了能平稳进入角色，自己提前调整心态，模拟体验退下来的生活。有时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闭门思过，什么事也不管不问，这样试了几次，好像自我感觉不错。别人知道你快下来了，见面除了问问好外，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废话。

    日子越来越近，想法越来越多，有时还犯急，“怎么还不来宣布？”好像自己连一天也不想多干了。这天终于来了，顷刻之间我如释重负，自己的职场生涯也划上一个句号。谁知这只是几分钟的激情，一时痛快，其实是“老鼠拖葫芦——大事在后头”。宣布下台后，用不了几天工夫，一种巨大职业惯性使人心里失衡，整天无所事事，活活成了一个“废人”，酸溜溜的失落感与日俱增。

    “二线干部”是中国人发明的称谓，原本就是个平头百姓，只是照顾人们爱面子的习性，让你说起来好听，想起来难受，干起来难办。奋斗多年才混到一个职位，刚刚碰上政策好，拿了半年不薄的年薪，又要你退下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单位的事不能插嘴，职工的事也不便多问；在位的领导不好叫你干这干那，自己主动找事干吧，又怕添乱帮倒忙；什么也不干，又担心别人说闲话，指责你不想干活、只顾拿钱，反正是“两只手提篮子上街——左难右也难”。有的老兄实在熬不住了，每天来点个卯，或者干脆不上班，成天东游西晃，下棋抹牌钓鱼寻乐。

    自己的工资收入虽说掉了一大截，时间却多得让人发愁。如何打发时间成为第一要务。我生性笨拙不会玩，抹牌不会，烟酒不沾，吹牛谈天没啥味儿，钓鱼又嫌性子急。呆在家不上班吧，我这个昔日的查岗老手实在做不出来，只有坐在办公室守点，靠上网打发时间，下班铃声一响，就阿弥陀佛，溜之大吉。

    我常同一位散文作家聊天，他总是劝我写点东西，充实自己精神生活。我也觉得，人不能活得太累，也不能太空虚，多少要过得有点意义，要不然就成了行尸走肉。 

    一说要写东西，人又犯难了。20年前，我曾在报刊发表过几篇文章，那只能算小菜一碟，难登大雅之堂。后来，长期写作职场实用文，笔法、语言多少有些僵化，难免沾染了一些“假、大、空”之文风。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就是电脑打字，过去材料打印都由秘书和打字员包办，不用我操心，现在全靠自己亲自动手。 

    刚开始，是键盘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学拼音输入法吧，自己是个土疙瘩，不会讲普通话；学五笔字型输入法吧，一大堆口诀太难记，连年青人都闻之色变，绕道而行。一位好心朋友劝我，还是五笔字型好，符合汉字规律，不必懂拼音，速度也快。一位老同事退下来后迷上了电脑，居然能设计漂亮的网站和动画，有些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也望尘莫及。我硬着头皮练起来，走路、吃饭、上厕所，也不忘背口诀。一二个星期后，总算能用自己僵硬的手指，敲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汉字来。

    过了这道坎，如同扫除了一只拦路虎，写作的信心和激情大增。除了管理校园网站新闻版块，为校报撰写稿件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200多篇日志。我像一枚钉子钉在电脑桌前，潜心写作，什么烦恼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净。以往嫌时间过得太慢，老埋怨下班铃声不响，现在对铃声听而不闻，常常是办公楼的人走光了，我还在那里冥思苦想。有时晚上走迟了，被值班的保安锁在楼内，只得使劲用拳脚击打大楼铁门，拼命叫唤开门放人。

    三个月后，终于写出数万字的访美散记，并结集出版发行，了却多年来的夙愿。随后，我忙着给亲朋好友同事送书，还厚着脸皮像商人一样四处推销。听说我退下来后写了一本书，一些同事显露出意外的眼神。我看到别人翻动自己写作的书籍，看到网友们在“博客”上的留言和评论，一种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我不是“废人”，我还能做点事，留下自己平凡的足迹。我不是“穷人”，时间是取之不尽的无形财富，生活是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那怕是以后离开武钢，我也要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快乐，决不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余年。

    正如毛泽东诗句所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任凭他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我硬着头皮走自己的路，享受自己的快乐老年。